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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24年10月 总第118期 主办: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宣传部
    本期责任编辑:邹亚琴
    澎湃新闻:气切小队:生死一刀间
    发布:澎湃新闻 时间:2020-03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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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重症病房里,朱霆医生带领团队做的手术,没有出现在目前任何一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。

      “切,保存生的希望;不切,很可能意味着生命终结。”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朱霆说:“这时候,我们别无选择。”

    ▲ 气切小队正在进行手术。受访者供图

      他已记不清,自己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,做过多少例气管切开。这个“耳鼻喉科医生的常规手术”,在此时必须距离新冠肺炎患者不到30厘米进行,一台最长不超过30分钟的手术,就会变成“最危险的有创手术,没有之一。”

    真到了“不得不做”的地步,气切小队也必须谨慎对待。重症、呼吸、传染、耳鼻喉等多科专家们,会先开一场最多10分钟的审定会,大家分别陈述理由之后,决定权就会交到朱霆手中。  

      做出“动刀”的决定,一位危在旦夕的患者,就有了最后一次“挺过去”的希望。气切小队将要面对的,是带有高浓度病毒的气溶胶“瞬间千倍级”的喷发。

      气管切开,是最后的办法。

      帮助患者重新自主呼吸,从“创伤最小”开始,一定是医生的第一选择。

      只有把高流量吸氧、无创呼吸机、有创气管插管 、ECMO(人工肺)等办法都试过一遍,患者呼吸道仍然被阻、无法维持理想的血氧状态,才是气切小队使出“最后一刀”之时。

      “这就决定了,越是病情发展到中后期,我们越要时刻准备。”朱霆说。

      他的标准,只有两个——病人能从中获益多少?术后风险有多大?

      在这二者间求得平衡,并不容易。

      前者意味着,如果气切与否并无区别,那就是在给患者平添痛苦。后者则关系到医生与护士是否会成为“中招者”。听起来有些残酷,但在与疫魔短兵相接时,这并不罕见。

    ▲ 气切小队正在进行手术。受访者供图

      重症监护室那位70多岁的患者,曾让气切小队陷入“长时间思考”。

      在插管两周之后,患者已到拔管临界点。重症医学科主任周晨亮提出疑虑:“一旦拔管,患者还是无法快速恢复自主呼吸怎么办?”

      在患者颈部切出一个1厘米左右的创口,让内径7.5毫米的硅胶管撑起患者的呼吸道,继续引入延续生命的氧气,成为一个“没有其他选择”的方案。

      这是一场无法在各项手术设施齐全的ICU病房进行的手术。

      创口切开瞬间溢出的带毒气溶胶,能否被阻隔率95%的N95口罩完全拦截,“谁都没有绝对把握。”朱霆说。

      2月20日,近视眼镜、护目镜、正压头套的三层隔离下,朱霆在“雾里看花”中,开始了本院接收新冠肺炎患者以来的第一例气切。

      一台以往最多不超过5分钟的手术,让这位45岁的“一把刀”,保持着90度弯腰姿势,在床边做了近15分钟。

      “成功!”看着伤口没有出现渗血、呼吸逐渐顺畅、血氧饱和度从60%顺利越过95%,朱霆知道,这位患者抓住了最后的机会。

      汗流浃背之余,气切小队第一次感受到,气管切开手术也会让人腰酸背疼。“没办法,再强大的内心也需要辅以肌肉锻炼。”朱霆笑着说。

      手术中,准确找到藏在颈部带状肌和甲状腺峡部后的气管,考验着气切小队的配合。

      朱霆负责主刀,对面的助手,则要在手术刀的每一次突破阻碍时,准确地夹上止血钳。交替操作的间隔时间,不会超过10秒。

      “没有绝对的信任,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重症病房内,语言、眼神都难以完成有效沟通。气切小队成员间能依靠的,是彼此的默契和信任。对此,小队成员丁永军、邓智锋深信不疑。

      从组建这支队伍的第一天起,朱霆就清楚,年长10多岁的自己,站在离患者最近的地方主刀,两名年轻同事的内心就能稳定不少。

    紧张在所难免。

      一进入病房,3个人鼓鼓囊囊的防护装备,说明着气切小队与危险的距离。

      在这里,医护人员的标配是1层防护服、2层口罩、1双手套。“我们至少得翻倍。”朱霆掰着手指头数:“3层防护服、4层口罩、3双手套。”

      用上最好的防护,是气切小队“持续奔跑”的保证。

      “病人救回来,医生都安全,一个都不少,才是真的胜利。”17年前曾在广州近距离接触过非典的朱霆说,在他的概念里,宁愿多个家庭,少个烈士。

      这也是迄今为止的5例气切手术全部成功,同时小队无一例感染的原因。

    ▲ 气切小队正在进行手术。受访者供图

      即便是100%的胜率,朱霆对这个生死只在一刀间的手术,依然审慎。

      对待每一位患者,都小心翼翼地评估,已成为一种自觉。

      并不讳言自己“喜欢挑战”的朱霆认为,任何的高难度,如果不能达成让患者“最终自主呼吸”的目标,那就没有任何意义。

      责任感,是许多武汉人对人民医院医生的第一印象。这在距离本院20多公里的东院区,同样适用,即使这里病区完全开放尚不满3年。

      从一家没有传染病科的综合医院,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救治医院,东院区分党委书记鲜于云艳说,自己最自豪的是,院里252名党员,从一开始就全部战斗在抗疫一线,

      朱霆带领的气切小队,正是其中之一。

    气切小队正在进行手术。受访者供图

      把原耳鼻喉科病房改造成重症隔离病区,交付前来驰援的外省市医疗队后,他们随即成立气切小队,站在离病人最近的地方。

      朱霆执着地认为:“有些事,必须要有人来做。”

      3月1日,在专家会上否决了1例气切手术申请、留下“应该再观察”的建议后,朱霆去了趟医院CT室。

      在做完首例气切10天后,他想确认一下,自己是否“中招”。

      结果出来后,朱霆在给记者发来的信息中写道:“安好,目前。”

     

    澎湃新闻:气切小队:生死一刀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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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重症病房里,朱霆医生带领团队做的手术,没有出现在目前任何一版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。“切,保存生的希望;不切,很可能意味着生命终结。”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耳鼻喉科主任朱霆说:“这时候,我们别无选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