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1日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内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张丙宏带领2支援鄂医疗队和本院1000多位医务人员，仍在对在院新冠肺炎患者全力救治，他们是武汉“战疫”的“坚守者”。
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，58岁的张丙宏临危受命，出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（下称“东院”）新冠肺炎救治指挥部指挥长。66个日夜里，他率东院1000多名医务人员，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，以及华西医院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21家援鄂“明星”医疗队、2801名援鄂医务人员，站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核心现场武汉，他们创新组建“战时超级医院”，由本地医务人员和援汉医疗队的混编团队组成，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近1600人，成为疫情袭击下，武汉重症患者收治定点医院阻击战的缩影。
武大人民东院疫情防控指挥长张丙宏。资料图
“借”工人与两次紧急收治
1月26日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被指定为第三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疗机构，要求1月31日前必须收治患者。
但东院定位是综合性医院，要接收新冠肺炎患者，需先转移普通患者腾出病床、进行“三区两通道”的病房改造。
彼时，东院有800多位普通住院病人需要疏散转移。全院医务人员在指挥部的协调下，对患者总动员。能出院的尽量动员出院；无法出院的，请上级协调就近转移到市三医院、中医院光谷院区等。
他们为极少数无法转院的患者单独保留了一层楼，至今这层楼一直由本院医务人员坚守。
解决了转移普通患者难题后，就要改造病区。东院具备改造的基本条件，但工程量并不小。整体建筑需用硬质封闭方式，在院内形成院中院；住院区内部需用模板等建筑材料分割出污染区、缓冲区、清洁区，并对所有区域分割位置进行气密性处理。
“我们估算，至少需300个工人才能在4天内完成。”但当时武汉已封城，大部分工人已回老家。
工人的工价，从常规的每日200-300元上涨至1000元，“但还是招不到足够的人”，张丙宏说，“更为难的是，有的工人听说医院收治了新冠肺炎患者，扔下干了一半的活直接走了；有工人说工作风险大，现场要求加价，工价一度上涨到6000元/天，仍解决不了问题。”
无奈之下，张丙宏通过中建三局，从当时已经基本建成的火神山工地“借”了一批工人，基本完成全院和25个病区的改造。
2月5日，东院被指定为“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，新增重症患者收治床位400张”，并要求“3小时内转移轻症患者、完成病区准备工作”。
“这是最累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天”。张丙宏回忆，所有的医生、护士、后勤人员全部紧急上岗。当天夜里11点多下起大雨。救护车排着长队驶来，快速放下重症患者，继续执行下一趟转运。
“那天全院战斗10多个小时，都被雨淋透了”。既要培训医护、改造病房、接收病人，又要协调物资、保障后勤供应。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所有新增病床也全部收满。
那时候，无力感经常包裹着张丙宏。“需要床位的人太多了，完全无法兼顾。”他只能主动给省市指挥部建议：加快扩充床位，加大收治力度。“这也是当时我能做的。”
连轴10小时解决“救命气”
全面展开救治后，武汉市大部分医疗机构都遭遇物资匮乏难题。“当时院内的无创和有创呼吸机总共不到30台，且大部分供应给ICU，无法满足新冠肺炎患者救治需求。”张丙宏加紧申请物资，而这些，是提高救治率的最重要措施。
2月14日下午，冷空气来袭，武汉市刮起7到9级大风，雷雨交加，气温断崖式下降，一直困扰东院的供氧问题拉响警报。
东院的800张病床，收治的均是重症患者，实际用氧需求达到600m3/h，但东院日常中心供氧能力是按照300m3/h设计，缺口巨大。此前，张丙宏调集总院总务处，补充氧气瓶缺口的同时，提高中心供氧供应流量，他们紧急采购450个氧气瓶。但此举治标不治本，当病人使用无创呼吸机时，一个氧气瓶只能用4小时左右，总务处随后迅速采购2台400m3的汽化器。
夜间温度下降为零下3℃后，汽化器超负荷结冰覆盖，导致液氧汽化率严重下降，扩大病区氧气供应不足。“所有的病房供氧都在报警。我们想过用热水加温管道提高转化率，但这样操作容易导致爆炸。”张丙宏说，基建处增加氧气汽化器与原有汽化器并联，并增加工业风扇与暖风机同步使用，以更加有效打散冷气凝结霜，减少结冰。全体中心吸氧班组成员齐上阵，连夜新增两个400m3的氧气汽化器，并安装到位。
液氧站氧气出口压力为0.59兆帕，但到病房后变成0.2兆帕，还是无法满足重症病人吸氧要求。中心供氧班组成员紧急拆卸本部病区备用调压部件26套，连夜送至厂家定做应急大流量直通管，加工完后迅速送达东院，再进行安装调试。
连轴转的10小时，终于彻底解决了东院中心供氧的缺口问题。“供氧能力至少提高了10倍，重症病人的‘救命气’不缺了。”张丙宏告诉记者，这是近两个月来，最让他高兴的事。这为后来东院治愈率的提升和病亡率的下降，创造了极佳的条件。
“1+N战时医院”的洪荒之力
2月20日前后，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1支援鄂医疗队抵达东院，增补人员2801人。其中包括浙江李兰娟院士团队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疗队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、西安交大一附院医疗队等“明星”医疗队，大大充实了东院整体救治力量。
张丙宏告诉记者“此前他接触过儿科传染病，也曾参与SARS等传染类疾病的部分工作，但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，确实没正面交手过。”张丙宏坦言。
上述医疗队该如何与东院医护人员融合？
张丙宏逐步探索出“1+N”的“战时医院”管理模式。所谓“1”就是指本院主导力量，“N”是各类支援力量。“不能放弃‘主导权’，否则20多个医疗队各行其道，‘一个师傅一个法’，东院就乱了。”张丙宏解释，比如在病房管理上，本院指派2位医生和2位护士代表本院，担任行政主任和行政护理护士长，参与专业讨论，也参与值班，以全面协助医疗队的行政管理，即“本院+医疗队”模式。在后勤保障上，以东院供应为主，同时统一调配社会保障团队，“确保医务人员吃穿不愁，防护物资到位，让大家放心上战场”。
东院在重症病人救治上，高度发挥“战时超级医院”整体管理效应。
起初收治重症及危重症患者后，每天都有3-4例病亡，2月9日单日病亡达15人。张丙宏带领管理团队，迅速组建战时医务处、联合护理部，建立医疗队联席会制度，成立联合救治专家小组、降低病亡率专家小组。此外，按照“统一指挥、统一管理、统一标准、统一流程与技术规范”的方式，在国家出台各版诊疗标准同时，东院也会跟随设立详尽的院内诊疗规范。
在临床专家管理上抓“头羊”，各病区设立专家组组长，组长挑选骨干；实施组长负责制，对院领导负责，并予以相关指标考核，确保在统一的管理下运行。战时医务处每日与各援鄂医疗队有针对性开展病例讨论，优化工作流程，探索防治措施等。混编组建专业小组，运用各种适宜尖端技术，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实施“一人一策”的精准救治。
“多种措施上阵，病亡率出现下降，”张丙宏说，2月24日开始，东院也迎来出院高峰，“‘战时超级医院’的管理举措，外省的‘大咖们’都觉得可行，所有人拧成了一股绳。”
截至3月31日，东院已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585人，治愈出院1217人。在院患者232人，其中重症64人，危重18人。
武汉大学人民医院
湖北省人民医院